【南开明史学第70期】专题研究|李小林:浅论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局限性-南开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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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明史学第70期】专题研究|李小林:浅论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局限性-南开明史学心之全蚀
浅论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局限性
李小林
摘要:明朝人突破以往主要由中国古代官方政府垄断记述日本的传统格局,纷纷私撰记述。其数量之多,所述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此反映出明朝人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的时期。然而贝迪奇,由于中国古代华尊夷卑的理念以及明朝本国综合国力强大等因素的影响,明朝人对日本的了解、认识也还是存在不少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明朝人;日本;认知局限性

自陈寿创写中国正史记载日本国情的专篇——《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之后,一直为历代撰写正史的史家所遵循,成为正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记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官方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各朝正史中的不同称谓如“倭人”、“倭国”、“日本”等,说明中国古代官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对日本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前进新风领地。历史步入明朝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特别是朝贡贸易、私人贸易的兴盛,促使人们需要认识、了解对方,加上这时“倭寇”势力不断骚扰,“倭患”日益严重,促生明朝人更加关注日本、关注倭寇的热情。于是,纷纷私撰记述,突破以往主要由封建政府垄断记述日本国情的传统、独株一秀的格局。根据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朝官修《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等所着录的明朝私撰与日本有关书籍来统计,大约不下数十种之多,其中薛俊《日本国考略》(又名《日本考略》)、郑若曾《筹海图编》和《郑开阳杂著》、侯继高《日本风土记》、李言恭、郝杰《日本考》和郑舜功《日本一鉴》等,可以说是明朝民间人士认识、了解日本极具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从记载的篇幅到类型,都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所述范围之广、内容之深,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此反映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的时期。然而,明朝人对日本的认知、了解也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当之处,祈请诸位专家指正。
一、明朝对日本的认知缺乏主观能动性
第一,作为明朝政府的决策人群即最高统治者和当政者,对认识、了解日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了解和掌握当时日本国情,对于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当派遣使臣前往日本时,从来就没有下令使臣以了解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形、获取日本军政信息等为首要任务,而是往往以宣谕大明皇恩、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骚扰为急务。事实上日本国王对于大明皇帝的敕谕却常常是时遵时叛。如洪武二年三月,太祖“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永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海上复以倭警告”,成祖立即派遣使臣,敕谕刚刚继任日本国王的源义持,要求其进行剿捕。该敕文称:“昔尔父恭献王在时,一闻朕命,即发兵殄歼寇贼,俾海道肃清,边境宁谧。令名著于青史,垂于后世,永远不磨。王今宜继承尔父之志,即调兵设法捕贼,则王之功,盖有光于前矣。”到八年四月,义持才遣使,献所捕海寇。通观有明一代历史,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仅如此,日本国王有时甚至还矢口否认倭寇存在的事实,如高丽史曾记高丽在洪武八年、九年、十年连派罗兴儒、郑梦周到日本,要求禁止和弹压倭寇,而日本复文却称“此寇我西海一路九州乱臣,割据西岛,顽然作寇,实非我所为。”对此,并没有引起明朝政府最高统治者和执政者的关注,进行相关的探究和分析。另外,也正是因为明朝最高统治者和执政者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当时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明朝政府在处理两国关系过程中,有些方面的决策往往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的。如中日两国官方贸易——朝贡贸易的政策上往往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能因势利导,进行及时的调整。众所周知,日本在同中国进行勘合贸易的时候九转神龙决,没有也不可能严格遵守双方最初的约定,这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日用柴米油盐菜蔬等物,皆肩于市货之。各色货物除铺店不移者,其各处地方皆有集市,例定日期,大小贸易皆运至集交易。”而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使日本、日本商人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利益,大大刺激了日本商人积极参与和明朝的勘合贸易。特别是当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众多的日本诸侯国,都争先恐后地要与明朝通商,最终导致了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对此,明朝政府不是去调查和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等,而是不顾“华夷同体,有无相通诺澜扮演者,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的实际情况,断然而严厉地推行了“海禁”政策。其结果却适得其反,“海禁愈严,贼伙愈盛。”
第二,明朝出使日本的使臣群体也没有很好利用其登陆日本国土,直接面对日本社会这样的有利条件,去积极、主动地了解、认识日本,把有关的信息带回来。而只是尊奉大明皇帝的旨意,履行和完成使者的使命。吴一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副产品诸如游记、见闻录等著作的问世(唯一一部是万历间使臣郑舜功的《日本一鉴》)。这与派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使臣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与明朝使臣的作法恰恰相反的是日本使臣来到中国以后,不仅完成其使者的任务,而且还结交中国文臣、学者,购买中国图书等,将中国的文化、情报带回日本,为其本国人进一步认识中国提供了方便。
第三,虽然在明朝中期出现了比较积极主动认识、了解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但为数不多。而且在这为数不多的群体中,也仅仅是局限于生活在江浙沿海地区饱尝倭患骚扰的士人,或者就职于该地区的地方官员、或者战斗于抗倭前线的高级军事指挥者,总共三类人员而已,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撰写的有关日本书籍的作者的身份中得到充分的证明靖远天气预报。如《日本国考略》的作者薛俊,浙江定海人,自称“梓山宗正老儒”。他说:
岁嘉靖癸未,变生仓卒,职是事者,虽闻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且不能为身计,而况于他乎。时南闽郑侯崇善宰定海,目击其弊,谓往者既失之不预,而来者宜图之未然,谬以俊颇学古好修,以待时需者有年,于兹猥属为《考略》,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
可见,《日本国考略》实际是在定海知县“南闽郑侯崇善”即郑余庆的授意之下问世的。又如《倭情考略》的作者郭光复,曾于万历年间出任扬州知府,由于“嘉靖中,东南屡中倭患,而扬州当江海之冲,被害尤甚。光复以为必得其情,始可筹备御之术。因考次所闻,为此编。”《日本风土记》是侯继高任“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时,作为其《全浙兵制考》一书的附录而面于世人的。由此可见,这些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了解日本的人也是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行动也是被动的,而生活在明朝其他未曾发生倭患地域的人们对日本国情几乎不关注,甚至还处于漠视的状态。一旦倭患稍趋平静,也就不再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自郑舜功《日本一鉴》问世以后,直至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一部超过这些著作所记载的范围和内容的有关著作。
二、明朝人认知日本的手段、途径上存在一定的遗憾 
明朝人为了获取日本的信息,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来实现:一是摘抄旧史记载,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如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一书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魏志》、《隋书》和《宋史》摘抄,整合而成的。二是直接采自来往于两国间的商人、使臣。如郑若曾在叙述他刊刻《日本图纂》时称:
日本地方甚大,限隔山海,其国无典籍流于中国,山城以东漫无可考,今所据者《日本考略》而已,其图真欤?否欤?则莫我敢知。昔年予捧檄至浙,询诸有识,皆哗《考略》为未真。无何,诣招宝、金塘诸山登眺咨访,凡浙洋山沙、国初设险要,罔不昭晰,惟日本诸岛,讯之长年火掌,不知也;讯之擒获倭党,不知也;讯之贡臣,不知也;讯之通事,不知也;讯之被掳去之人,不知也。归质所疑,总督大司马胡公谓予曰,于识是也何有,鄞弟子员蒋洲、陈可愿,志士也山医命相卜,宣谕日本,能道其山川远近风俗强弱之详,其言不诬。且召夷来廷数辈,陈所睹记。奉化人宋文复持示南岙倭商秘图,参互考订,默有所得,乃命工重绘,而缀以所闻众说。汇成一编名曰《日本图纂》,与《考略》并传,俟后之天使,往而正之。
可见,郑若曾在着书过程中,广泛接触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商人、使臣等各类人员,从而获得了相关的资料。三是亲临日本、实地考察,得到第一手资料。《日本一鉴》正是作者郑舜功通过这种途经完成的。郑舜功,安徽歙县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为了向明朝政府献防倭抗倭之策,他以一介布衣身份安久黑奈,特意从家乡来到北京壹佰块兼职。不久,总督杨宜派遣他到日本,探访夷情。次年,到达日本丰后,要求当时掌握九州实权的源义镇禁绝倭寇。回国后,被捕入狱。但他是一位有志于研究日本的有识之士,著书立说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在滞留日本六个月间,作了大量、广泛的实地调查,“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
由上可知,明朝人认知日本的渠道、手段好像不少,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实际上明朝人对日本的认知主要通过第一、第二两个渠道来实现的,这种间接获取的知识,不免有隔靴挠痒之嫌。而第三个渠道,即亲临日本、实地考察,是最有价值的渠道,却只有被郑舜功一人利用而已,明朝出使日本的其他使臣及其随行人员都无所作为。
三、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内容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陷 
一是认知内容尚缺乏全方位、系统性。如薛俊《日本国考略》“世纪略”仅记述了历代日本国王的世系传承,对其运作方式以及对日本政局的影响等,却只字未提。又如侯继高在《日本风土记》“倭国事略”里,虽然记述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但其中的内容实在是少得可怜,现不妨引录如下:
山城君号令不行,徒寄空名于上,非若我中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统之治也。山里、丰后、出云开三军门(如中国总督府之义)。各以大权相吞噬,今惟丰后尚存,亦不过兼并肥前等六岛而已(肥前、肥后、筑前、筑后、丰前、丰后)。山口、出云以贪灭亡(山口原并国十二,曰石见、长门、安艺、备前、备后、备中、出云、伯岐、丹后、因幡、但马,后出云夺归其地,山口长子死焉,其君亦为陶殿所杀。丰后君以其弟摄山口事,吞安艺,安艺杀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无君,丰后独称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为山口所有蒙古褶,向来入贡具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乱,宫 殿、勘合具焚,金印亦损一角,不知所归,贡自此绝矣)。欲望彼国之约束诸夷,断断乎不能也。
总之,明朝人对于日本历史沿革、政权结构、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等重要的军政信息情报实在是知之甚少,有些方面的记述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
二是在明朝人所介绍、了解的知识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承袭中国古代正史旧说,使某些方面的认识仍然停留原有的范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如天顺五年(1461)大学士李贤奉命编修的《大明一统志》卷89《日本国》中“沿革”称:“古倭奴国,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隔以大山。国王以王为姓,历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统郡,附庸国凡百余。”又同书记其“风俗”,“黥面文身,披发跣足”条下注:“男子黥面文身,衣裙襦横幅,结束相连,不施缝缀;女人衣如单被穿其中,以贯头。皆披发跣足。其王至隋时,始制冠,以绵彩为之,而饰以金玉。”“重儒书,信佛法”条下注:“初无文字,唯刻木结绳。后颇重儒书,有好学能属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经》书及佛经、唐《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国。”这些记载全都摘录自《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隋书·倭国传》和《宋史·日本传》等有关文字而已。再如《日本风土记》卷2“疆域”一节又是一个例证。该书称日本“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西南皆距海,东南隅隔以大山,广袤四面各数千里也。东北山外历毛人国至文身国,约七千里。南到侏儒国,约四千里。西循一支乍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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